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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运行背景发生深刻变化

发布时间:2021-01-21 16:21:07 阅读: 来源:冲压模厂家

宏观经济运行背景发生深刻变化

从当前以及未来相当一个时期来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背景较以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速将由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失衡的背景正在转变,工业和出口增长难以实现以往速度。长期以来,尤其是美国逐步经历“去工业化”转向“金融服务化”的产业演变过程中,伴随着其长期低利率的宽松政策,导致以负债方式进行过度消费的问题日益严重。但美国并未因此而出现经济崩溃,这主要是由于存在愿意出口给它并愿意为其融资的国家。只不过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由原来的德国和日本,逐步转变为中国。在此基础上,就形成并维系了“一方是消费的积累,一方是生产和出口的积累”这一“山峰之顶”的危险平衡。这一平衡本质上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这一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我国逐步明确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以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赶超。效果是明显的,出口贸易量以20%-30%年均增速增长,由于工业的产业布局更多地瞄准外需,有近一半的工业品服务于出口,工业化进程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推动。  然而,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正在改变。在经历了2008年“百年不遇”的一场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失衡的矛盾被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了调整经济失衡的格局对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危机对失衡进行的强制性调整。具体表现为,美国因个人“去债务化”必须要缩减消费,因提高就业水平必须要重拾“再工业化”战略并提出了一轮又一轮形式各异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一背景的变化无疑是深刻的。我国近几十年,工业品生产能力之所以能够急速扩张,并非国内消费力量使然,而主要是建立在在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下,被庞大外需的消化。在全球经济失衡逐步调整的大背景下,我国出口将难以继续高速增长,而相应的生产能力则会出现过剩。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我国经济必须要经历一个“去产能化”的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工业和经济的减速。  第二,房地产“非理性繁荣”的背景正在转变,相关产能面临过剩风险。房地产行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无疑是做出了贡献的。就房地产业本身而言,增加值占GDP5%-6%,投资完成额占全部投资25%左右;房地产相关产业链较长,能带动建筑、建材、冶金等50多个生产部门、20多个大类近2000种产品的发展。据测算,每100亿房地产投资可以引致制造业产出123.6亿元、建筑业产出90.76亿元、采矿业产出16.64亿元、商业产出11.6亿元、房地产业本身产出10.98亿元、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业产出6.59亿元。此外,近十年,全国竣工房屋建筑面积以平均每年7.6%的增速增长,每年提供12万平方米的房屋,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13.5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31.6平方米,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最近十年左右,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非理性繁荣”。房地产投资急速膨胀,在“长期低利率”条件下,居民缺乏稳健投资渠道,房地产市场充斥着浓郁的投机氛围,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预期日益强烈,无论如何增加供给似乎都难以满足强烈的需求。在此条件下,房地产价格也持续飙升,最终导致了“一方是房屋空置率持续高企,一方是刚性需求难以实现拥有住房的梦想”的失衡格局。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依赖度较高,也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尽管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是有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客观原因,然而,剔除了这些因素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也是不容置疑的,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也不容小觑。在这方面,日本等国都留下惨痛的教训。  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以及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并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住房需求,近年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尽管前几轮调控效果并不明显,但自实施“限购”和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以来,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投机性需求正在逐步被“赶出市场”。而且,近期多地出现的“微调”、“放松”政策,均被叫停。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采矿、钢铁、有色、建材等诸多与房地产相关行业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基础上,为了适应这一“繁荣”而形成的巨大产能。这些生产能力,在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过程中,显然存在着大量过剩的风险。目前,这些行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去库存化”特点,然而,未来面临的将是更加痛苦的“去产能化”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房地产业及其相关行业工业生产部门增长的放缓并非短期现象。  第三,土地收入快速膨胀的背景正在转变,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不足将导致投资整体减速或财政风险。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核心部分,同时也是引发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从行业的角度看,投资占比最大的行业主要有三大类,即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近年来三大行业合计占比持续保持在81%左右。  基础设施作为公共物品,主要由政府或由政府主导来提供。在我国,全国性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中央政府投入,而各地方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则有地方政府来组织投入。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具有举债权,其财政收入也多半为“吃饭财政”,地方融资渠道与庞大的投资需求相比甚窄。因此,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采取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获取土地出让金来弥补投资资金的不足。随着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土地收入也大幅增长,2003年为5421.3亿元,2011年则达到了3.15万亿元,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支持。当然,近年来,在土地出让金之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但在实施应对危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后,融资平台问题充分暴露,风险不断聚集,对其的清理整顿也逐步展开,地方政府以此方式融资的规模被打了折扣,且在使用方向上主要是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  地方政府希望按照传统的“以土地换基础设施”方式发展难以为继。其结果可能有两个:第一,在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维持现状的条件下,各地“十二五 ”确定了的项目很难获取有保障的资金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说,以往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推动基础设施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土地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的,而随着这一基础的“萎缩”,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减少,地方政府投资也会相应减速;第二,如果为了稳增长,确保“十二五”确定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顺利展开,则必须要重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者尽快使“地方债”试点扩容甚至大范围推广,而这必将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的急剧攀升。  第四,劳动力和资源成本长期处于低水平的背景正在转变,经济发展将面临高成本阻碍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主要依托于低廉而充裕的劳动力和人为压低的资源要素价格。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大量的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产业和“两高一资”产业,这一方面使得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低端链条,同时极大地透支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步变化,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2004年、2010年、2011年一直到当前,接连出现劳动力供给紧张现象,而且出现的频率提高,程度扩大。这就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原因很复杂,但解决办法有一条恐怕是必须的,即增加工资。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提升,导致了原来布局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不得不向中部进行转移,东部地区则着力实现“腾笼换鸟”。然而,对东部而言,“腾笼”容易“换鸟”难,东部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挽留企业,而这些企业留在东部仍然从事传统产业,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竞争劳动力资源的局面,这是近期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国产业空间布局调整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过程。  尽管中央一直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脱依靠投入资源要素的发展模式,然而,地方政府却对此恋恋不舍。但经济学理论表明,一种要素随着投入持续的时间越长、投入的量越大,其边际生产力将不断下降。同时,随着资源日益紧张,尤其是与国际市场关联程度日益增强,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空间布局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未来一个时期,依靠劳动投入和资源要素投入的产能将受到来自“市场规律”和“政府调控”两个方面的制约,经济由于面临高成本阻力,其增速也将逐步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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